【长篇连载】红色带刀侍卫————张国焘卫队长的回忆

老往

陈年酒 发表于 2012-12-6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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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国焘成了“真命天子”

   继连败田颂尧、杨森后，随后的打击便落到了刘存厚的头上。红4方面军为继续扩展胜利，又组织了宣（汉）达（县）战役，对盘踞在达县、宣汉、万源、城口地区的刘存厚的边防军主动发起进攻。10月16日开始发起攻击，19日，由孙玉清任代军长的红9军解放宣汉；20日，余天云李先念的红30军攻占达县县城；21日，王宏坤周纯全的红4军占领万源，直抵城口近郊。
   宣达战役历时11天，共击溃刘存厚川陕边防军12个团，俘旅长以下4000余人，缴枪8000余支及大批军工设备和军用物资。刘存厚投下巨资，苦心多年建造起来的一个完整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兵工厂，也完好无损地落到了红军手中。
   红军在将这座工厂的设备拆散运回根据地的同时，还不惜血本把该厂的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尽可能地动员到了苏区。
   这几次战役以后，四川军阀在红军的威势面前吓得心惊胆战，继田颂尧被迫引咎辞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之职后，刘存厚也被蒋介石下令革职查办。
   此后不久，由王维舟、杨克明领导、并配合红4方面军解放宣汉、万源的川东游击军与红4方面军在宣汉南坝场胜利会合，随即改编为红4方面军第33军，由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罗南辉任副军长。
   至此，红4方面军巳达5个军8万余人。
   红军官兵深知这次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能打胜仗，是与川北老百姓的全力支持分不开的。
   不过，川北老百姓支持红军，并不是由于红军宣传的革命道理有多么吸引人，而是要感谢两个东西，一是军阀盘剥；二是封建迷信。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此时却被各路军阀搞得民穷财竭。军阀挖空心思征税征捐，苛捐杂税，名目惊人。种田要收田赋、缴粮捐，除此之外，什么壮丁费、马路费、种烟费、被服捐、瘾民捐、月儿捐、子弹捐、火线捐，连讨饭的乞丐都要交花子捐；不种鸦片的农民还要交“懒捐”。田赋是一年数征，年年预征。1933年，刘存厚统治的城口、万源、宣汉、达县等地，田赋征到了1983年；田颂尧统治的通江、南江、巴中、广元、旺苍、昭化、剑阁、苍溪、南部等县稍好一些，田赋也征到了1950年。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田的地主富农与无田的干人实在活不下去，便奋起造反。早在1928年，由李家俊、王维舟领导的川东农民起义，就震动了川北。次年，在川军中担任旅长的邝继勋又领导了遂（宁）蓬（溪）兵变。
   红军入川前夜，王维舟、杨克明等又组织发动了两万多农民的起义，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川东游击军。川东川北人民的抗捐抗税运动，此伏彼起。
   四川老革命家王维舟是宣汉县人，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战争。后在上海加入了共产党。1925年回到大巴山后，创办宏文学校为掩护，即积极从事组织农民武装斗争。1929年与李嘉俊领导川东北两万余农民起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川东游击军。
   王维舟身材高大魁梧，四川军阀把他画成肥头大脸，悬赏几万大洋，买他的脑壳！川北老百姓却不叫他的名字，叫他“王善人”。            
   劳苦大众拥护王维舟，拥护红军，拥护共产党，这又真得“感谢”田颂尧——这位川北土皇帝多年来对当地人民敲骨吸髓，使得老百姓民不聊生，路有饿殍。人们形容说“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百姓中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军阀梳子梳，
豪绅篦子篦，
甲长保长刀子剃，
收款委员来剥皮。
   而红军一来，马上就分田分地，废除苛捐杂税。老百姓是最重实际的，很快便由开初对红军的害怕，改变为信任、拥护，把红军当成了大救星。红军与田颂尧作战，他们也就能够全力支持了。
   紧跟着发生在通江总部门前的一件非常荒唐可笑，但对我们这次作战以及今后的发展很有利的事情。让具有浓厚迷信思想的苏区民众对张国焘达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而这种封建迷信思想在红军指挥员中间，同样十分普遍。
   民国初年，通江县苦草坝青年农民张昌祥领导过一次劫富济贫式的农民暴动，被官府血腥镇压下去后，张昌祥不知是死于乱军之中，还是远走高飞了，反正从此后再无下落。
   20年后，突然有一个姓张的男人带着红军浩浩荡荡地开到通、南、巴，同样是专门整地主豪绅，帮助穷人。
   苦草坝一带的人很快便传出消息，说如今这个姓张的男人肯定就是当年的农民暴动领袖张昌祥，他大难不死，在外得神仙点化，脱胎换骨，现在又领着神兵回来了。
   这种说法在具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老百姓中间影响力非常大，很快便传遍了整个通、南、巴地区。如果张国焘不是苦草坝的张昌祥，为什么他会带着大军开到大巴山来？而且视大巴山为家园，对“干人”爱护备至、视作亲人？那个年代的人，满脑袋神权命运旧观念，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一支与他们祖祖辈辈所见所闻过的四川军阀部队截然不同的红军，而这支红军全中国那么多地方不去，偏偏要到这通、南、巴来？在他们的意识中，无论什么样的军队开到这块地方，总是胡作非为，闹得人心大乱鸡犬不灵，惟独这支红军一反其它军队所为，专替穷人说话撑腰打抱不平。还把地主老财家的土地财物分给穷人，盘古开天地，哪里听说过这样的事？他们不懂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懂苏维埃政权是怎么一回事，总希望能找出一个具体的“人”来证明这一切。由此一来，所有的谣言都集中到了张国焘身上，沸沸扬扬地把张国焘说成是“真命天子”。前方越是打胜仗，这种传言在后方更容易被群众所接受。
   一天下午，我突然听见文庙大门口传来嘈杂的说话声。正在屋里议事的张国焘和黄超也听见了，叫我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下了木楼，往大门口走去。一眼，便看见门口围着许多农民。这帮农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裤腿高挽着，脚杆上沾满了泥巴，一看便是走了很远的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正一片声围着站岗的特务营的战士嚷嚷着要见张主席。
   特务营长徐泽明巳经到了门口，人多嘴杂，声音听上去很激动。
   我赶紧跑到大门口问是怎么回事。
   徐泽明还没来得及回答，老百姓见我背着杆盒子炮，以为我是个当官的，就纷纷拥上来和我说话。
   原来，他们都是苦草坝的人，其中就有那位传说中的农民领袖张某的妻子、孩子、父母，其余的，也都和张某沾亲带故。他们说，他们从苦草坝一大早走路到这通江城里，就是想看看红军的张主席是不是他们的亲人。
   我向他们解释了几句，可他们谁也不信，表示不亲眼看看张主席，决不会回去。
   没办法，我只好返回去报告。
   张主席听了很重视，对黄超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不出去向他们解释清楚，老百姓要把我当成个陈世美传开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恐怕就有影响了。”
   为了确保安全-——因为那段时间反动组织“盖天党”、“白扇会”和清平寨的神兵在苏区四处大搞暗杀、破坏，连我们在德汉的后勤军火基地也给他们炸掉了——警卫排长叶南生带着20几个警卫员换上便装先到了大门口，分散到人群中，我和黄超才陪着张主席出来。
   我们走到大门口时，围观的人群巳经挤得来人山人海。老百姓都奔着喊着来看“真命天子”。
   几名警卫员巳经从旁边一家荼馆里借来一张方桌。张主席站上去，微笑着扫视了一下黑压压的人群，声音响亮地说道：“老乡们，你们看清楚了，我就是张国焘，一个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不是什么经过神仙点化脱胎换骨的真命天子。我也不是你们四川人，而是江西萍乡人，生于1897年，今年36岁……”
   那位满怀希望前来寻夫的农妇“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还哀哀连声地说：“不是他，不是他，他比我男人高得多，胖得多，也白得多……我连我男人……都认不出来么？”
   旁边却也有执迷不悟的人给她打气：“那倒说不准，神仙点化过的人，当然带富贵相了，你要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还叫脱胎换骨么？”
   接下来，张主席利用这个机会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苏维埃是怎么回事，说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
   可是，无论当过大学教授的张主席一张嘴巴讲得来开花开朵，老百姓仍然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他们以为共产党、苏维埃都是替天行道的“法语”，张主席仍是个“真命天子”。
   这个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诈传，风靡了整个川北根据地，客观上在征粮派款，动员群众当兵，支前等工作上给了初来乍到的红军不小的帮助。
那一天，后来成为许世友第二位妻子的雷明珍恰恰也在场，她便属于那类坚决不相信张主席解释的迷信群众之一，仍然执拗地认为张主席就是“真命天子”。而红军，自然就是“真命天子”麾下的“神兵天将”了。
   红军开进通江县城时，雷明珍那一年巳经满了17岁。因为反动派造谣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把通江城里的女人全都吓跑了。雷明珍和母亲本来也想跑到乡下大骡坎舅舅家去躲一躲，可开茶馆的父亲被地痞用板凳砸伤了脑壳，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要人照料，没法离人，母女俩这才留下了。红军进城后，雷明珍足足有半个月没有下过楼，母亲除了照料楼下卧床的丈夫还得照料楼上的她。可是，躲在楼上的雷明珍，却仍然受到了红军的影响。她家的茶馆就开在文庙大门边上。红军进城后，即将文庙作为总部机关驻地。文庙门口有块坝子，红军的宣传队每天在下面宣传，她在楼上不仅听得清清楚楚，还能从窗缝里看见那说话的人。
   雷明珍生前为通江党史办留下的一份资料上写到：“宣传队里有个当官的女红军，惹眼得很呐！盘子脸、大眼睛，短头发。她穿灰布军装，戴红五星帽，打绑腿，扎大皮带，挂在腰杆上的手枪把上拴着两朵红通通的绒线花。她走起路来一阵风，做事干脆利落，讲起话来，又亲切，又惹人听，能干得很呐。我参加红军后，才知道这个女军官，就是张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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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飒爽英姿的红军女将

   雷明珍第一次看见张琴秋讲演，就被她的风彩迷住了。她后来参加红军，既抱着当一个张琴秋那样的女红军军官的想法，也还有对张国焘的神权崇拜思想。
   很快，雷明珍便成为了“真命天子”麾下的一名“神兵”，到王坪红军总医院当了名小护士。
   让雷明珍喜出望外的是，她到王坪没多久，她最崇拜的红军女军官张琴秋，也被调到王坪红军总医院来了。
   张琴秋是被张国焘一禅杖打下凡间的。
   当时，肃反运动巳经开始，当初参加小河口上书的人几乎都遭到了厄运。而张琴秋大难不死，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者是，她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留在鄂豫皖坚持武装斗争的沈泽民巳经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万分。而张国焘最信任的陈昌浩因为与张琴秋一起在莫斯科生活的那样一段经历。张琴秋上的是中山大学，那是苏联政府根据与孙中山的协议，为培养国共两党的干部而专门创办的，像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冯洪志，女儿冯弗伐，冯弗理，以及诸多国民党要员的子女，也在此学习。而陈昌浩所在的中国劳动者大学，则是苏联政府专门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而创办的。正因为这样的背景，当时的许多活动，均是两校联合举行，两校的学生来往自然就多。那时候，陈昌浩与张琴秋就熟悉了，张琴秋比他大两岁，又早来莫斯科两年，所以陈昌浩就叫张琴秋大姐。在红4方面军中，他与大姐平时说话处事都很投机，此时，便常常去安慰开导大姐，想使大姐能早一些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解脱出来。毕竟是两人都是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人，虽然张琴秋早就知道陈昌浩汉阳老家有妻子，但革命在外与家庭早巳中断联系，处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之中的人，思想上的条条框框也没那么多，时间一久，这一对孤男寡女就产生了感情。俗话说“纸包不住火”，男女之间的事是最不容易瞒住旁人眼睛的。很快，总部的人都说总政委在和总政治部主任谈恋爱。张国焘风闻后也问过陈昌浩，陈昌浩坦然承认有这么回事。这就让张国焘在处理张琴秋的问题时，多少有了一些投鼠忌器。
   再者呢？书生气十足的张琴秋在小河口参加秘密会议后，思来想去，觉得张国焘十分信任陈昌浩，如果能让陈昌浩也站到自己一边来做张国焘的工作，岂不更好？她就主动去对陈昌浩说，部队上下对张主席很有意见，希望昌浩劝一劝张主席，改变一下领导作风，团结全军同志，使队伍能迅速地走出困境。显然，她对陈昌浩谈到的会议的情绪、议论、发言，远远地超过了与会者联名给张国焘的《意见书》的内容——她的愿望是良好的，遗憾的是她对陈昌浩的这一番谈话却让自己摔了个跟斗，并且像传染病一样，很快地漫延到了众多参会指挥员的头上……
   而陈昌浩在向张主席汇报这一重要情况时，同样是出于保护大姐的好心，竭力对大姐的政治态度给予了肯定，把大姐与其他的“反张小集团”区别开来……
   但即便如此，张琴秋在红4方面军中的地位也是一落千丈，始而由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贬到红江县（今通江县的涪阳坝）担任县委书记。她也是川陕苏区的第一位女县委书记。继而又调到王坪总医院当政治部主任，再后来创建妇女独立团时，又将她调去任政委。
   不少同情张琴秋的同志为她打抱不平，可作为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同志，张琴秋却是拿得起，放得下，一头扎进自己新的工作之中。
   这些年，我看许多健在的老同志回忆中写到张琴秋，以及文人学者关于张琴秋的研究文章中都把她写成了一个光彩照人的漂亮女将。在通江，在旺苍，在长征路上，我和张琴秋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我觉得，光彩照人是真，漂亮这词儿用得不准确。张琴秋的确“光彩照人”，但她“光彩照人”不是靠她的脸蛋，而完全是靠她人所不及的魅力。她上过大学，留过洋，知识渊博，才华横溢。带着宣传队一上街，满街的眼睛就沾到了她脸上。她是街头宣传的头号主角，除了讲话口若悬河，她还会唱歌，中国歌，苏联歌，她啥歌都能唱。除了唱歌，她还会跳舞，中国舞，苏联舞，她啥舞都能跳。连我们总政治部前进剧团的不少节目，也是她亲自前去手把手教的。像乌克兰的马克舞，俄罗斯的水兵舞，多喽。前进剧团也住在总部大院里，排练节目的时候，我们警卫排不当值的小伙子经常跑去守在一边看。墨水喝得多的人就是不同，红军刚进通江时，总部提倡学四川话，张琴秋是学得最快最好的。当时的一切中心工作都是围绕着战争来进行，革命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大都目不识丁。所以凡面向群众的布告、文告、通知，宣传材料等，张国焘一律不允许用历朝历代官府沿袭下来的“等因奉此”之类的骈散体文风，也不用知识分子习惯用的书面语，而尽量使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如莲花落、金钱板、鱼鼓词等。
   当时进入通南巴地区时，群众为军阀宣传所惑，纷纷逃进山中避难。为揭露反动宣传，动员群众回家，以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名义发布了第一道安民告示，在红军占领地区广为张贴，这道布告的作者，就是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
穷人快回家，莫听土豪话，
红军是救星，专门杀恶霸。
穷人快回家，安心盘庄稼，
庄稼耽搁了，拿啥喂娃娃？
我们是红军，秋毫不犯人，
敬老又爱幼，鸡犬不准惊。
妇女如姐妹，老的当母亲。
军队如违令，立即处死刑。
   合辙押韵，琅琅上口，土得掉渣，但效果奇好！
   这就是我眼中“光彩照人”的张琴秋，她就是靠这样一些东西让人敬，让人爱。当然，张琴秋长得也不丑，脸盘比较大，身体很结实，眼睛很大，也很亮，戎装在身，就显得英姿飒爽。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审美标准，张琴秋这副模样和打扮，也就是当时女红军的标准形像，像妇女团的女战士，就一窝蜂地跟着她学。而像林黛玉那样的古典美人，在红军中肯定会受到唾弃。后面我要谈到的前进剧团的女红星王新国，就是因为长了一张漂亮脸蛋，而掉了脑壳的。
   张琴秋属于那种遇事拿得起，也放得下的人，丈夫牺牲，自己又遭眨谪，但她在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依然把工作搞得来有声有色。院长苏井观对她的工作很支持，她就把医院的年轻人集中起来，每天早上由她带着到大操场上搞军训。射击、投弹、剌杀，把每个医务人员也当做战士来练。雷明珍以前仅是躲在楼上偷看了张琴秋几眼，就对她崇拜得不行。最今能得到自己崇拜的偶像手把手地教，更是心花怒放，练得也十分展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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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巴山英雄的故事

   看见熊国炳那副模样，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水浒传》中的解珍解宝兄弟…… 我和熊国炳的这最后一次见面，和电影上看见过的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敌占区里秘密接头差不多……我拿上一叠钱纸，独自爬到屋后的山坡上焚烧，向着西北方向久久地敬了一个军礼……

1、巴山英雄当上了省主席

   1933年2月里的一天，张主席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因独自射杀一头老虎而名震川北的“巴山英雄”熊国炳。
   熊国炳那年34岁，是大巴山深山老林中的猎户。长得来虎背熊腰，浓眉大眼，一脸络腮胡子，有一种不怒而威的神彩。他身穿短襟，外面套着件兽皮背心，头上盘着一条宽大的帕子，赤脚套一双麻窝子草鞋。看见他那副模样，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水浒传》中的解珍解宝兄弟。
   我把他带进张主席的办公室，黄超也参加了接见。我退后几步笔直地站在墙边。
   这是我们内卫的特权也是重要的责任，在当时那种斗争极其复杂的情况下，稍有不慎，任何不测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受到张主席的单独接见是莫大的殊荣，同时也肯定会使被接见者忐忑不安，因为内卫的眼睛从始至终一直盯着他。不仅对熊国炳这样的初次被接见者需得这样，连对一些被张主席视为“异己”的高级指挥员，我们也须对他保持警惕。有时张主席为主动表示对被接见者的信任，也会示意我们回避。可我们人在门外，也要聚精会神地注意着屋里的动静。内卫一旦失职，后果就不堪设想。每个警卫员都有一个铁定的认识，首长的安全，高于我们的生命。
   熊国炳刚走进屋，张主席便离座向他迎上，握住他的手摇了摇，说：“哈，我们的巴山英雄真是气宇不凡，英气逼人呐。坐，请坐。”
   张主席连声邀坐，可熊国炳却不敢坐，仅是将半边屁股虚虚地放在椅子边上，双手捂着膝盖，像个规规矩矩的小蒙童。
   张主席为了消除他的拘谨，故意说了一些刚学会的四川土话来逗趣。   
   黄超乐得哈哈大笑，我在一旁也忍俊不住。熊国炳也笑了，但笑得小心翼翼。
   等到气氛稍微随和融洽了一点，张主席便开始谈正事。他要熊国炳出任即将成立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一职。
   熊国炳那一天的谈话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他说：“我是个才进党的人，共产党叫我干啥子我就干啥子，莫得二话说。”然后，他顿了顿，怯生生地问，"张主席，这苏维埃……到底是个啥东西嘛？我还硬是把它弄不醒豁。"
   黄超马上向熊国炳解释。这位过去在上海组织大学闹学潮的青年领袖，能言善辩，也是红4方面军中的第一支笔。他说苏维埃是俄文的译音，含意是会议和议会代表。它是俄国无产阶级在本世纪初创造的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
   他越解释，熊国炳的眼睛瞪得越大，木讷地问：“黄秘书长，你说的俄国是个啥东西？那个俄文……又是个啥东西呢？"
   这下轮到黄超把眼睛瞪大了，不知该怎样往下说才好。
   张主席开心一笑，摸着下巴说：“国炳同志，我这样给你讲你恐怕容易明白一些。你们四川人不是把穷人叫做干人么，苏维埃，就是干人的政府，苏维埃主席，就是这政府里掌印把子的人，也就是干人的头儿。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和过去的县长一样大，省苏维埃主席呢？就好比一省之长。我们现在就是要请你出来当这个省长，你明白么？”
   熊国炳惊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说：“我是个大巴山上打猎的，只会放枪不认得字，两眼一抹黑，咋个当得了省长？”
   张主席鼓励他：“干人的政府，就需要你这种有威望的干人来掌印把子。有红军支持，有共产党给你撑腰，你不但能当，还一定能够把这省主席当好。”
   1933年2月中旬，川陕省第一次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天主教堂（当时的方面军后勤部所在地）隆重召开。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根本大法，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熊国炳以全票当选省主席。闭幕式上，熊国炳与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黄超等首长平起平坐，一跃而成为最高层领导人物之一。
   熊国炳上任后很快便以事实来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件“摆设”。他出面组织群众，很快建成了由通江到巴中、南江和陕南、宣汉、达县的4条交通干线；在毛洛镇、沙河、城西建造了3座百米长的便桥；还动员组织了5万多人，疏通了由巴中到江口、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这些建设，对战时物资运输、兵员调动、苏区人民必须的商品流通，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熊国炳在群众眼中是位豪杰。豪杰当官也自有豪杰的特点。
   有一天，他看见一位老太婆在省苏维埃保卫局门前跪着痛哭喊冤。熊了解后得知她男人是通江名医许昌，为不少红军将领治过病疗过伤，被人告发毒死县农协领导张家其，保卫局便将许昌和巳经参加红军的儿子抓起来定成了死罪。
   熊国炳明知插手保卫局的案子很容易惹麻烦，但他仍然去找到当时的川陕省委书记兼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袁克服，硬是把案子调去亲自复查。仅用半天工夫，便将案子查了个水落石出。
   原来，由于许昌医术高明，拥护红军，治愈了不少军政干部，以封建会道门面目出现在苏区各地的反动地下武装“白扇会”、“盖天党”对他恨之入骨，便派人暗投砒霜，毒死了因病在许昌药铺拿药的张家其，以此嫁祸于许昌。
   冤案大白后，父子俩立即被释放。此事轰动全苏区，群众称熊国炳为“青天大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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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难忘的见面

   1935年春天红4方面军撤离川北根据地时，总部指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为了争取广大群众对撤离的理解，即以省苏的名义发布一个公告，把红军撤离苏区，北上抗日的理由广泛地向群众宣传。
   熊国炳把两位新补选取的副主席余洪远 与祝义亭叫来，在桐油灯下熬了一个通宵，你一句我一句硬是凑了出来。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的最后一份公告，长达92句，全是顺口溜，堪称是一件独特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布告的开篇是：
  “国民狗党真可恨，
    罪恶多端数不清；
　　苛捐杂税千万种，
　　拉夫派款又抽丁；
　　连年混战二十载，
　　屠杀工农和士兵；
　　城市农村齐破产，
　　全国遍地是饥民；
　　奸污烧杀都占尽，
　　整得干人不聊生。
　　帝国主义大强盗，
　　原是工农大仇人。
　　    ……”
结尾是：
　　“同起组织苏维埃，
　　独立自主中国新；
　　豪绅地主齐打倒，
　　封建残余一扫清；
　　全国干人齐努力，
　　最后胜利归我们；
　　帝国主义消灭净，
　　工农百姓享太平。”
   我是1935年夏天在长征途中才和熊国炳成为好朋友的。
   张主席在甘孜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宣布北上以后，把军撤离的地方党的各级机构和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全部编入军队。熊国炳因在茂县时，袁克服等人联名上书张主席，反对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熊也在上面签了名。袁克服等人被撤去职务，送进了随军劳改队，与先期被关押的曾中生、廖承志、罗世文、朱光等人背着绳子长征。张国焘念熊国炳“本质”好，系无知被袁克服“利用”，就把他贬到方面军后勤部经理处当处长，和我们白天一起行军，夜里一起宿营。
   我在万源娶的老婆叫熊顺芝，四川人特别讲究认“家门”、攀“竹根亲”，他就成了我的大舅倌，一路上彼此照应不说，歇下来时还多了个说话的伙伴。
   10月中旬，红4方面军抵达甘肃会宁，再次与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月底，红4方面军奉中央军委之命强渡黄河，但因船少敌机轰炸猛烈，未能全部过去。11月10日，中央电令巳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任命陈昌浩、徐向前、李特、熊国炳、李先念等11人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熊国炳又重新成为红军中的一名高级指挥员。后西路军惨败，也就再无熊国炳的消息了。生还的李先念到延安后，被降为营教导员，前来看望巳遭批判的张国焘时，我向他打听熊国炳的消息，连他也不知下落，当时大家都估计熊国炳巳经不在人世。
   谁知到了1960年的春天，我和熊国炳居然在大巴山上重新见面了！
   而那次在特殊政治气候下独特的、也是此生惟一的见面，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心酸。
   当时，我是被当作大叛徒张国焘的余孽押解回乡交群众管制的，住在我老婆娘屋里。也就是这竹峪关。4月里的一天，有个姓皮的中年汉子来竹峪关找我，自称是熊国炳的外侄，说熊国炳还活着，从大西北回来探亲，听说我在竹峪关，很想见见我，约我第二天到洪口乡与竹峪关之间的桥溪口乡场上会面。
   那一夜，我在床上像烙烧饼似地翻过来翻过去，根本无法入睡，就盼着天快一点亮，能够早一些见着这位老朋友。
   天未破晓，我就和熊国炳的外侄出了门。
   大巴山中，那场大饥饿造成的灾难随处可见，到处是浮肿病人，到处是新垒的坟茔，野菜、树叶、白鳝泥成为主要的充饥之物。百业凋零，路断人稀，偶尔见到的几个山民，也是衣不遮体，满面菜色,其状之惨,远远超过了当年被四川军阀封锁的红区.
   竹峪关离桥溪口20来里地，等我们赶拢，场上巳经很闹热了。桥溪口那一天逢场，满街都是背背篼担箩筐的男女在拥挤。
   我一进场口，眼睛便到处看，走到鱼市坝，一眼，我便认出了熊国炳。他站在茶馆门口，一双眼睛也在找我。
   “喂，熊大哥。”我招呼了他一声，压住心中的激动，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儿向他走去。
   “何老弟来了。”熊国炳看见我，眼睛一亮，也不动声色地说，“兄弟，里头请，我把盖碗茶都喊好了。”
   我和熊国炳的这最后一次见面，和电影上看见过的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敌占区里秘密接头差不多。过去，我们都曾经是这块地面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尤其是熊国炳，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可20几个年头过去，却再没一个人认得出这个纯粹农民打扮，坐在破烂拥挤的乡间茶馆里悄悄会朋友的老头子，就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巴山英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了。
   坐下后，我望着满面皱纹，白发苍苍，脸色像大西北的戈壁一样焦黄的熊国炳，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熊大哥，你老了哟！”
   说完这句话，我鼻梁发酸，熊国炳眼睛也红了，潮了。
   他说：“老弟，我比你好，不管咋说，我现在还有选举权嘛。”他显然怕我伤心，又安慰我说，“不过，对你我这种从死人堆堆里爬出来的人来说，还有啥子受不了的呢？要紧的，是活下去，活下去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的。”
   他先问我会宁分手后我这些年来的情况，我一一向他说了。他对我跟随张国焘从延安跑到西安，最后在西安火车站终于和跟了6年的张国焘分手重回延安，以及我如何冒死从南泥湾劳改营逃出，一路打乞讨回到大巴山的经历听得尤为仔细。听完后，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骂道：“狗日的张国焘千不该万不该项，不该跑去投蒋介石，他这一跑，把我们4方面军的弟兄全坑苦了。”
   我苦笑了一下说：“我在城里见到王波和李玉兰，他们虽然当了官，对这件事的情绪也很大，说不应该由4方面军的广大官兵替张国焘背这黑账。还说总有一天，这个冤案要翻过来。”
   我还告诉他，李先念的警卫员刁仕昌如今也只能在土陶店里卖碗。
熊国炳说：“他总算有个单位，比我好嘛。我在大西北这些年里，啥子‘烂滩’都搞过。”
   随着熊国炳的讲述，我才知道了他这些年来极不寻常的经历。
m  那次西征，是在无后方，无给养，无武器弹药补充，无群众支援的困难境况下仓促进行的。又面对善在荒原戈壁作战的马家军骑兵的包围追杀，因此连吃败仗，部队伤亡十分惨重。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会议。当陈昌浩宣布西路军巳经失败，无法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打通河西走廊的任务时，全体将领失声痛哭。
   陈昌浩随即又宣布了两项决定，一是陈昌浩、徐向前二人由精悍卫队护送，离开部队回潜陕北；二是由王树声、李先念、李特、黄超、熊国炳、李卓然、曾传六、程世才组成新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率领余部分兵三路，各自杀出重围。
   两名主帅在危急关头离队而去。无疑会大大动摇军心。但在当时那种生生存亡的关头，没有一人提出异议。徐向前本来是不愿离开大家随陈昌浩回潜陕北的，王树声、李先念等人也不愿意他走。可陈昌浩怒火冲天固执己见，说要回去和中央进行斗争，要追究西路军失败的责任。
   后来，徐帅在回忆这段惨痛的历史时，为自己当时无法坚持意见迁就了陈昌浩，犯了错误。坦诚直书，并深感疚愧。而不像有些人那样为自己的失策和错误文过饰非。
   西路军余部化整为零后，受到强悍凶残的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大部分官兵血洒荒丘，情状异常惨烈。
   一天，熊国炳率领200多名后勤机关人员，又被蜂拥而来的敌军骑兵包围了。血战至黄昏，除熊国炳外，部下或阵亡或被俘。身中两弹的熊国炳奋力跃上马背，突出重围，不料坐骑又被紧追不舍的敌人击中，他跌倒在雪地上昏了过去，被马家军拖到裕固族人的毡篷里拷打审问。熊国炳只承认自己是红军的伙夫，其它什么也不知道。毡篷的主人是个小头人，见他年纪大，向马家军求情放过他，他才幸免于难。
   他在那里等到伤势稍好，便离去四处打听红军的消息，方知西路军巳全军覆没。
   本来，前一年红4方面军还在懋功、阿坝一带盘桓时，他就从由川北跑来追部队的人员中了解到，红军和苏维埃撤出不久，一支国民党军队开到熊家湾，宣布熊国炳是罪大恶极的“赤匪”头子，当场将他的妻子赵秀兰和两个儿子杀害，弟弟逃走下落不明，父母遭毒打致残，三个妹妹也遭迫害。这消息使他悲痛不巳。如今他又孤身一人流落在戈壁荒原，更是倍觉凄凉。
   后来，能国炳养好了伤，来到了甘肃酒泉，却见到处都张贴着悬赏捉拿“赤匪要犯”的布告，他也名列其上。他于是改名张炳南，声称自己是到西北做生意途中遭到土匪洗劫，进了一家酱园铺当帮工，晚上则到附近的一所道观里去栖身。时间一长，便与道长熟悉了。
   这道长虽不知道熊国炳的真实身份，但看出他心中埋藏着巨大的痛苦，劝说他皈依道门，或者在此地成家立业。熊国炳当然不会改变信仰当道士，但为了生存，他便和一位拖着三个孩子的寡妇白玉生结了婚。白玉生开有一家汤面馆，熊国炳入赘后就挑着副货郎担子走街串巷卖杂货，从此过上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1949年9月酒泉解放，当彭德怀麾下的解放大军开进城里时，巳经两鬓花白的熊国炳挤在欢迎的人群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后来，人民政府调查流散的红军和苏维埃人员，熊国炳在调查表上填写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过去的职务。但政府按照当时的规定仅把他当作一般流散红军对待，只发给了10块银元和1石小麦作为一次性补贴就不再管他了。他当过红军的高级将领，有了一些政治思想和分析能力，就很知趣，从此后再也没有向政府申诉过。他巳经习惯了老百姓的生活。后来他被安排到酒泉县人民医院当一个非正式编制的勤杂工。
   熊国炳这一次携妻子白玉生回通江老家，他也没有去找当地政府，万里迢迢回来只是尽尽人子之孝。他的父亲巳经过世，母亲和他大妹住在一起。
   我听完后颇替他不平，愤愤道：“现在4方面军虽说被弄得黑不溜秋的，总还有几个人在上面嘛，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周纯全、袁克服、许世友他们都健在，还有当时在你手下当科长的秦基伟，你为啥不去北京找找他们？”
   熊国炳的回答，着实令我震惊！
   他说：“这事我想过，想开了，也就算了。老弟你想想，当年和我们一起长征的弟兄，死了有多少？特别是我作为西路军的一个领导成员，对西路军的全军覆没也有责任，我咋个能厚着脸皮去找党和政府的麻烦？再说，我脱离革命巳经这么多年，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去北京找他们，不是让他们为难么？就算得到政府承认，也只是给国家添个包袱，好在全国都巳经解放了，我们入党时的奋斗目标巳经实现了，就是死，也能闭眼睛了。”
   我听他这么说，心里酸得不行，埋起脑壳喝了两口茶水，又问他：  “当初我排里那个南江水口寺的×××，你还想得起么？”
   熊国炳想了一下，摇了摇脑壳。
   我告诉他：“1937年年底，保卫局把张国焘从川北带到延安的警卫排收了，弟兄们一窝蜂全都走了，就他妈我一个人没走。我从给张国焘当上警卫员后，每天要给他按摩一次。这东西习惯了，一天不做都周身不舒服。当时张国焘为留下我，还跑去和周兴吵了一架。后来又找我单独谈话，走不走，由我拿主意。我觉得首长落难，我屁股一拍就溜了，有点亏心，就硬起脑壳留了下来。×××就是那时走的。妈哟，没想这家伙命硬福大，1955年第一次授勋就混成个少将，当上了××军区的后勤部长。1958年夏天带着婆娘娃儿警卫秘书保健一大帮突然衣锦还乡。地区、县里的头头脑脑跟前跑后地照料。他回到老家，去老汉老妈坟上磕了头上了香。还掏钱在老家院坝上摆了两天流水席，杀猪宰羊办起“九大碗”，来者有分，连方圆好几个公社的叫花子都赶去了吃了个肚儿圆。他也不管你是干部还是叫花子，去了就亲亲热热叫老乡，还挨桌子估到敬酒。人都走了半把年，农民还在说他的好话——这狗日娃娃，当了大官，倒还没忘记老区的穷苦百姓，算他有良心。。”
   “他没来看一下你这老上司？”
   “后来听说他一来就到处打听过我……嘿嘿，我想，恐怕是我脑壳上这顶黑帽子把他这小将军吓住了吧？”
   中午我想尽地主之谊，好好款待一下这位远客。可熊国炳说他经济上比我松活，说啥也不让我掏钱。那天运气不错，饭馆里有两样东西卖：红萝卜缨缨炒青海椒，包谷粑。更让人高兴的是还有高价红苕酒！我们整了两盘菜、6个包谷粑、1斤红苕酒。不敢再接着喝，一斤下肚两人都有些醉意了，怕喝多了打胡乱说，大家都脱不到爪爪。
   我们晓得今后再见面是不太容易了，都很珍惜这点时间，从上午一直摆到下午4点多钟，我才送他到公路边等开往通江的长途车。分手时我们都留了通信地址，可我怕连累他，没给他写过一封信。
   谁知到了第二年的10月，我突然收到了他儿子从酒泉寄来的信，说他父亲死了，是饿死的。
   我难过得很，初时也想到乡场上的邮电所去拍封吊唁的电报，可想想自己的政治身分，觉得不妥，也就算了。            
   当夜，我拿上厚厚两叠钱纸，独自爬到屋后的山坡上，一张张地焚烧了。然后站起来，向着西北方向久久地敬了一个军礼，为老战友送行。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叼：“永别了，大舅倌！永别了，巴山英雄！”

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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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苏区剿匪记

   王维舟派人打入神兵组织，又请人去动员杨永生接受中共领导，却遭到拒绝……任俊卿率红33军军部警卫营前往红30军助战……深入虎穴，击毙杨仙长，任俊卿成为名震苏区的大英雄。

　　      1、川北“神兵”

   1933年7月，刚刚被田颂尧封为“川军29军特遣司令部”司令的杨永生组织神兵敢死队深夜袭击红军设在德汉城（今通江县永安乡）的军火后勤基地，炸毁了兵工厂，焚烧了被服厂、斗笠厂（斗笠当时是红军战士的装备之一）。
   张主席对从刘存厚手中缴获来的这座兵工厂极为重视，对随这座工厂来到根据地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更是优礼有加。他曾在总部亲自设宴招待该厂的工程师何伯阳等4名技术人员，许以极优厚的待遇。至今，在永安乡刘仁芳老人家的墙上还能看到“何伯阳，80元、许贵林，65元……孟善福，2元”等字迹。
   80块银元是何伯阳的月工资，而当时这座兵工厂的熟练工人的月工资，仅是6块大洋，至于普通只有力气没得技术的工人，则更低，每月只给2元。差距是十几倍，几十倍。
   所以，张主席对知识分子也并不搞“一刀切”，他认为对革命事业有危害的，就毫不留情地杀；有用的，还是会想方设法用特殊政策留下来。
张主席得知德汉城的兵工厂被彻底破坏以后，大为惊怒，亲自赶往德汉乡视察。我们去时，看到的是一片废墟，遍地浓烟。
   张主席从德汉视察回来，痛下决心，一定要彻底剿灭清平寨杨永生股匪，彻底除掉这把插在苏区心脏地带的尖刀。
   杨永生教名“灵功”，那一年40多岁，在大巴山中算得一个极具号召力的人物。
   当然，他本身的经历也富有传奇色彩。他的父亲杨庆云，乃前清武举，武艺高强，为人正直，有胆略，识大体，遇事果断，镇人多为敬服，那时，哥老会盛行，崇尚“结仁”、“结义”，华庆云被公推为通江“仁”字堂口龙头大爷。邻近各县袍哥亦仰慕其大名，纷纷派人前来联系。庆云素有反清复明之志，对哥老会尤为重视，乃在祖宅设“南北通武馆”名义上收徒授艺，暗地里却大肆招徕八方江湖朋友。杨永生系庆云独子，爱若奇珍，自小便亲授其艺。杨永生聪颖无比，且练功不畏艰苦，是以武功逐日大进。庆云虽系一介武人，眼光却颇为远大，自忖当今世界，仅凭着拳脚功夫巳难以蹬打天下，便亲自登门，意欲将通江城中一饱学之士，前清秀才傅璋请至家中，悉心教授永生。傅璋时巳丧妻，膝下遗一小女，靠着一间塾馆，十几个蒙童的束修糊口，日子过得颇为艰难。他见庆云言辞恳切，再三恭请，便关了塾馆，携小女傅筱竺搬入了庆云家中，用尽全部心血，教授杨永生与筱竺。少男少女，竹马青梅，杨永生十三岁那年，考上由英国教会办的顺庆（今西充县）惠仁中学那年，杨庆云傅璋即给这一对金童玉女订下了终生，决定等杨永生学业完成，即回来与筱竺完婚。
   不料就在杨永生快从惠仁中学毕业时，他那名震川北的父亲，却栽到了“白棚”郑稷生手里。
   郑稷生家有租石上千，街房成片，系通江城中第一大户。他不仅在城里独资开设“大吉亨”号，专事经营川盐生意，连成都、重庆、汉口的著名盐号里，也有他买下的股份。但家有万贯金银的郑稷生，在桑梓之地却入不了袍哥，孤零零“白朋”一个。于是他亲自上门拜见通江“仁”字堂口的总舵把子杨庆云，送上白银2000两，1000两给杨庆云，另1000两则捐给堂口。赠此厚礼，无非是希冀入会。
   岂料杨庆云不仅不为所动，反而怒不可遏地将银票掷之于地，当众斥道：“你郑稷生是个什么东西？一个蛮子蛮孙，一个根骨不正的杂种，居然也想来‘嗨’袍哥！我决不能让一颗耗子屎弄坏一锅汤，让你坏了我‘仁’字堂口的清白。你给我滚！滚！”
   杨庆云手下弟兄也陡地暴出一通吆喝。
   郑稷生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一言不发，拾起银票转身而去。
   原来，郑稷生母亲原是北平一贝勒家中的婢女（川人俗称为“蛮蛮”），英法联军进攻北平时，咸丰帝偕朝庭避难热河，满城惊骇，富室贫家尽皆外逃。郑稷生之母趁乱偷出一只御赐的嵌玉赤金盆，逃到荒僻的川北通江小城，隐姓埋名，后嫁与一郑姓男人，将赤金盆弄到武汉买与英国商人，携回一笔重金，买田置屋，开设盐号，积月累年，终成大富。
   遭这奇耻大辱，郑稷生万难咽下这口恶气，他索性将通江家产卖尽，携家小离乡而去。临行时扬言：“愿罄家财，必置杨庆云于死地！”
   辛亥事发前夕客居成都的郑稷生偶见省督府悬牌，知令在省候缺的云南人吴良桐调补通江县令，即四处托人打听吴的情况，得知吴苦于短少川资，迟迟不能启程赴任。郑稷生大喜，立即登门送上白银3000两，伴吴赶赴通江上任。返乡途中，郑稷生又跪拜于吴良桐母亲膝下，恳求将其收为干儿子。吴就任通江知县后，感恩图报，且见郑稷生也确系一精明干练之人，便委任郑为通江警备队长，主管全县警防，郑大权在手，却对昔日仇人杨庆云处处恭敬，不敢冒犯。
   辛亥年，成都保路风起，各地义旗高扬。吴良桐得知朝庭钦差端方于资中被诛，川督赵尔丰暴尸锦城街头，吓得魂飞魄散，急令郑稷生组织民团，发配枪械，深沟高垒，意欲据城固守。
   杨庆云闻风急动，寅夜携家出城，利用袍哥名义广发公片宝札，并四乡奔走呼号，几天之内，将全县各堂口、武棚的弟兄集中起来，组织起两千余人的同志军，由杨庆云统领，包围了通江县城。
   众人正鼓噪着准备攻城，忽然听得城中陡地一串锣响，城楼上高竖起大书“汉”字旗，竹竿参差，高挑出吴良桐阖家12口男女首级。
   杨庆云等正惊讶不巳，只见郑稷生巳站立城头，高声喊道：“吴良桐逆天而行，不听忠告，稷生出于义愤，将其诛灭，巳宣布成立通江蜀军分府，决意与同志军同挥反妖之戈，共舞降魔之杵。”郑稷生猛然挥刀，将头上发辫割去，续吼道：“诸位头领若是不信，稷生削发以示反清妖之决心。”
   杨庆云一声大吼：“既如此，请速打开城门，让我部进城。”
   郑稷生道：“义军挟威而来，意在取城。今通江既巳宣告反正，还望杨总舵爷体恤民情，让大队人马安驻城外，至于各位头领，百姓必箪食壶浆以迎之。”
   杨庆云自然明白郑稷生此举纯系投机，不过事巳如此，再攻城便师出无名。再说此时与郑稷生计较往日恩怨，也有悖大义。与众头领匆匆商议后，只好将队伍驻扎城外，欲与几位手下大爷进城。不料城头蓦地一声炮响，顿时枪声骤起，弹矢如蝗，早巳埋伏在此的民团与警备队漫山遍野如狂潮般冲杀而来。通江北门处田坝上几成屠场，同志军猝不及防，无力招架，各股人马，或被杀，或缴械，逃脱者寡。杨庆云见大势巳去，痛心疾首，为避被擒受辱，一头栽进百丈深峡，悠悠一脉英魂，竟随滔滔通江河水东去矣。

   除掉杨庆云，郑稷生立即在城中贴出告示，污蔑杨庆云“明为同志军首领，实系惯匪害民”等罪名，予以正法。旋即又带领警备队，在城郊圣钟坪抓获了杨庆云父母妻小以及傅璋父女，将傅璋父女押回县城，庆云亲人则被锁入一间柴房，一把大火烧了个灰飞烟灭。
   郑稷生见13岁的傅筱竹眉目俊秀，清丽可人，遂将其收为三姨太。傅璋性子刚烈，将郑稷生骂了个狗血淋头，竟10日不进水米而亡。
   尚在达县的杨永生得知噩耗，含血喷天，悲痛欲绝，又恐郑稷生心狠手辣斩草除根，派人前来追杀，于是含恨离校，前往清平寨姐姐家暂且栖身。
   途中在一个叫香洞子的客栈歇宿，正逢东坪堡著名迷信职业者冉瑞益聚众传教，自称“通天大师”。各地信徒涌涌而来，将“通天大师”的法力吹嘘得赛过了太上老君。
   杨永生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正苦于欲救老母而又手无缚鸡之力，闻此消息不禁大喜，暗想邂逅异人，莫不是菩萨显灵，特意前来超度我得道成仙，倘能将那神功奇法学到手，报仇雪恨，岂不是易如反掌？
   杨永生赓即前去拜冉为师，学练“神仙附体，刀枪不入”之法。
   冉大师见他面目清秀、知书识礼，实为信徒中之佼佼者，便收杨为徒，并赐教名“灵功”。
   杨永生到了姐姐家后，遵师之嘱，每月初一和十五，风雨无阻前往香洞子练功学法，因悟性极高，嘴巴又乖巧，深得师尊器重。
   平素日子，杨永生便约同其姐夫沈开举于每晚二更到自家屋旁川主宫佛爷殿上既练武功，也练神功佛法，十余年间，从无间断。
   1921年，附近乡绅姚子虎、陈先冶、古子龙、丁开泰等陆续拜杨为师，到年底，清平赛以及附近的村寨巳有数百人随他练功。
   1927年春，冉瑞益“驾鹤升天、羽化成仙”而去。夏末，杨永生即在老鹞岭上的清平寨自立佛堂，把教徒改称神兵。杨自命为仙长，沈开举为副仙长。树黄色方形帅旗一面，称为“黄云”，教徒们一律身穿黄褂，头缠黄巾，使用刀矛、紫荆棍（酒杯粗细，长约七八尺的斑竹棍）、双天炮（双管土火枪）等武器，把祭祀和练功叫做“祭将”和“盘营”。祭将每月初一和十五进行，以猪羊、玉米、酒菜为祭品，摆设香案，焚化纸钱，由杨仙长“发相”（以神的名义发布命令和训示）。众神兵则跪地叩拜，接喝杨仙长御赐的神水，“盘营”一般则在“祭将”后进行，由执法官指挥，先放冲天炮两响请神，随后在先行官的导引下，神兵们左手按心窝，右手持刀矛跳行，盘“螺丝转”。先行官边走边唱“神兵来盘营，两脚要站伸，如若不站伸，军棍不饶人”的盘营歌。接着，执法官和先行官各执一面方形大黄旗凌空挥动，指挥神兵齐声高唱杨仙长写的“黄旗饶饶白云间，随带神兵上仙山；跟随仙长下凡尘，杀尽魔兵享太平”的“神兵歌”。边唱边操练，并在操练时不断高声呐喊：“打不尽，杀不尽，炮子来了两边分”。神兵们无不相信，只要把功夫练好，就能神仙附体，刀枪不入了。杨仙长还给神兵定下了“不进民房，不偷不盗，不贪不奸，不吃鸦片”，“抱忠孝之心，去害人心和嫉妒心”等纪律及“借菩萨神威，保佑农民不受奴役之苦”的宗旨。
   那时的通江县长郑稷生，拼命搜刮民财。仗着山高皇帝远，他居然违抗朝庭命令，强迫农民种鸦片，不问年成，一律按窝计税，故称“窝捐”。
   杨永生的神兵势力兴起后，他提出了“不完粮，不出款，不整干人杀坏人”的口号，专门与官府和土豪劣绅作对，先后在德汉城设伏杀了郑稷生的收款委员（收税官）张蕴山，又聚集数千神兵强攻下小昌，杀了郑稷生派来监收盐税的一排税警队的兵丁，深得民众拥戴，从四乡八寨径往清平寨投于麾下，势力愈发大盛。

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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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仙长成为县尊

   1927年7月，军阀吴佩孚战败，被杨森接至奉节。吴命其所部军长周肇歧到通江招兵卖马。周肇歧到通江后拉丁抢掠，无恶不作，通江人民不堪忍受，便暗遣代表到清平寨搬神兵解救。
   杨永生慷慨应援，立调小庙沱刘子真和八树坪神兵共约2000攻打通江县城。
   9月15日，神兵分两路出发，一路由教师爷刘子真率领，经通城坝，经五溪口直捣通江东门，缴了周军长派驻在此地的一排兵丁的械，杀死兵丁14人，一路由仙长杨永生亲自率领，于16日抵通江西门外凤凰山后，立即设坛“祭将”，放冲天炮，请“二十七宿”降临人间，扶助降妖。“祭将”完毕，众神兵手执大刀长矛黄荆棍，口念咒语，高喊着“打不杀，杀不进，把羊子兵（当时川人对北洋兵的俗称）杀干净！”向通江西门南门猛扑。
   周肇歧的新兵和郑稷生的警备队与团练兵远距离盲目放枪，虽弹发如雨，但仍见神兵铺天盖地而来，认为神兵真的刀枪不入，吓得不战而乱，纷纷弃城而逃。
   神兵攻到西门处时，城门巳闭，西门口“碗碗香”茶馆的老板刘景孚有心帮助神兵，与两个儿子一起跑出家去打开了城门，却在混乱中被冲进城来的神兵乱刀砍死。
   杨永生进城后得知周肇歧与郑稷生均巳逃遁，立即派两路神兵火速追杀，一路追至苦草坝时，截获绿轿两乘挑夫百余，将坐轿的两人和轿旁随从50余人当场砍死，缴获银元80余担。事后方知轿中两人正是周肇歧军长和他的参谋长顾大用。另一路追至女儿洞时，将躲在山洞里的通江县长郑稷生阖家21口抓住砍死（傅筱竹也在其内）。
   杨永生进入县衙，在县长的办公桌上发现通江大户周宏辉给郑稷生的“神兵明晨攻城”的密报，杨永生大怒，立即令人前往南安街，将周全家杀死，并烧毁住宅。随后，又下令放出狱中人犯，次日，又将“洋衙门”（法国人的天主教堂）付之一炬，将福音堂的耶稣像打碎，将陈设、器具抛置街上。
   然后，杨永生命令通江商会会长陈鹤洲出面鸣锣，沿街呼喊：“天降神兵下凡，杀尽贪官污吏、羊子兵，保护忠臣、孝子、烈妇”，以此安定人心。又命各户沿街摆设香案，燃烛焚香拜神。随后在土地宫设立佛堂，供木雕人像为神，早晚上香膜拜，“发相”念咒，遍施神水，大办“开化”，广揽信徒。
   杨永生还将缴获的周军长的银元弄到街上，给刚入教者每人一把，甚至朝天抛撒，任人去抢。由此一来，不少居民也都参加了神兵组织。
   杨永生入据通江县城后，即派人到南江、巴中、万源、城口、达县，以及陕西的岚皋、镇坪、汉中、紫阳等县的边境地区“办开化”，使各地神兵组织迅猛地发展起来，连一些啸聚山林的匪棚，也都打出了神兵的旗号，两省八县边境各地，到处都挂起了黄旗尖角旗，神兵总数达到3万之众。
   杨永生将各地神兵统一编为一百个“参”，并不定期地将各“参”中的骨干分子调集到通江城中“盘营”受训。
   1928年初夏是川北神兵的极盛时期，杨永生重修扩建通江城中的川主宫和祖师观，塑神供佛，并将祖师观作为自己的大本营。庙内香烟缭绕，灯烛辉煌，庙外“盘营”、“祭将”，喊声雷动，神兵声威，如日中天。
为便利出征和交通，杨永生还下令修筑了川垭子到九拐岩的大路，架设了郭家河的铁杆桥，大做善事，深得人心。
   由于四川军阀混战防区制割据的需要，各军阀部队往往是假“招安”之名，行扩充之实，把收罗土匪与封建武装作为补充兵源的途径之一。另一方面，反动官府因剿匪不力，也只好祭起“招安”的法宝，给大大小小的匪首神汉封官加委，于是绿林草寇摇身一变成为军官。在四川最早的一批军阀中，刘湘的第2师曾招安廖光明营、吕超的第5师，也曾招安李绍舟营。1920年以后，招安土匪扩充军阀势力之事，更是屡见不鲜。
   川北神兵势力坐大，不仅杨森、田颂尧等四川军阀争相派代表前往拜会拉拢，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也派出中共宣汉县委委员刘子泉和中共地下党员易心谷两人打入神兵组织，以此接近杨永生；继后又请宣汉县立高等小学校长杨寿轩去通江见杨永生，动员杨接受中共领导，成为革命的武装，却遭到了杨永生的拒绝。
   杨永生面对各方势力的拉拢，审时度势后，认为田颂尧势力最为强大，最终投向了田的麾下。
   田颂尧以一纸国民政府的任命，杨仙长遂成为通江名正言顺的一县之长。
   红4方面军翻越大巴山，进入通江县境后，杨永生也调集神兵配合田部与红军作战。
   在九拐弯，一个“参”的神兵400余人向据守在山顶上的红军反扑。红军战士开初看到这些黄云一般滚滚而来、口中狂呼大叫着咒语的神汉，也很是害怕，直到指挥员几颗手榴弹往岩下扔去，炸得神兵血肉飞溅，再加上爆炸引起丛林起火，烧得神兵们鬼哭狼嚎，纷纷逃蹿，这一下，神兵“打不进，杀不进”的神话不攻自破，大长了红军士兵们的士气，争先恐后地从石岩后、树丛中跳出，向溃败的神兵追杀，杀死神兵200余人。
   红军占领通江县城后，杨永生即率神兵退回老鹞岭上的清平寨，以此为根据地，频繁派兵袭扰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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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打进匪窟

   剿灭杨永生神兵的重任，落到了年轻的红30军军长余天云与政委李先念的肩上。
   余天云是放牛娃出身，文化不高，但作战英勇，以战功由士兵而升排长连长，年仅20岁便升至一军之长，与许世友同为张国焘最为信赖的爱将，也是许多中下级军官崇拜的偶像。
   因红30军中的中高级指挥员绝大部分是从鄂豫皖过来的，对川北的情况不甚了解，总部遂从王维舟的红33军中抽调力量协助此次剿匪行动。
过去，川东游击军为对付军阀的进攻，考虑到川北民众迷信思想严重这一事实，也曾仿效神兵的作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在红军队伍中建立起自己的神兵组织，与敌作战。再加上红33军的官兵全都来自大巴山各地，对当地风俗、民情了如指掌，与神兵中的不少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遂派曾任峰城乡团总的任俊卿率军部警卫营前往红30军助战。
   任俊卿是宣汉县峰城乡长田湾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担任中共宣汉县委委员。随后，地下县委派他打入敌人内部，到峰城乡当上了团总，其目的是把当地的180多条枪控制在地下党的手中。
   成立红33军以后，任俊卿率领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部特务营，有人枪300余。
   在这次征剿行动中，任俊卿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正是他打入清平寨，生擒了仙长杨永生。
   余天云、李先念与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曾传六一起制定了“打入虎穴，擒贼先擒王”的剿匪计划。
   1933年7月28日，任俊卿率警卫营到红30军报到之后，立即被带到了曾传六面前。
   曾传六问他：“古泽宽被抓起来了，你晓得吗？”
   任俊卿吃惊地说：“他巳参加了苏维埃的工作，是小庙沱乡赤卫队的中队长，怎么把他抓起来了？”
   曾传六说；“前次我们打达县，他带人支前回来后，私藏了一对金圈子和一支手枪，这人以前参加过川东游击军，后来又在王驼子手下当过土匪，参加革命，是想投机。他这次私藏黄金和手枪，就是思想反动的表现，所以我们把他抓起来了。”他接着说，“俊卿同志，这次有个重要任务，我和余军长，李政委商量了，准备派你去完成，看你愿不愿意？”
任俊卿说：“分配我干我就干！”
   曾传六说：“这个任务很危险，你接受就说，不接受就算了，你考虑好以后我再告诉具体要你去干啥子？”
   任俊卿想了想说：“曾局长，那我就考虑一下再给你扯回销。”
   第二天一早，任俊卿又去找曾传六，说：“曾局长，我巳经想好了，干！”
   曾传六问：“不反悔么？”
   任俊卿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决不反悔！”
于是，曾传六这才开始给他交待任务说：“当前，苏区各地到处遭到杨永生神兵的袭击，还破坏了我们宣汉城的后勤军火基地，张主席非常冒火，要我们一定尽快地将杨永生股匪剿灭。我和余军长、李政委商量出一个打入虎穴的计划，决定派你和保卫局的苏少云同志假装背叛革命，投靠神兵，打入他们的内部去相机行事，争取能够接近杨永生，寻找机会将他打掉，杨永生这个‘活神仙’一死，群龙无首，大部队打清平寨也就容易多了。挑选你去，是党对你的信任和重用，也是严峻的考验，在未行动之前，你必须严守秘密。”
   任俊卿慨然道：“感谢首长对我的信任，上刀山，下火海，掉了脑壳我也不后悔！”
   当日下午，余天云、李先念、曾传六召见任俊卿与苏少云，交代任务，布置行动方案。
   余天云说：“党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既是信任你们，也是考验你们。你们打进去以后，敌人也会考验你们。假如你们被我围剿部队或是赤卫队捉住，挨打受屈，都不能暴露身份，只能要求送军部处理，如果随便暴露，也视为叛变论处。”
   李先念接着说：“此行不是你们死，就是他们亡，对于匪首杨永生，能抓活的最好，不过恐怕不容易，听说这人武功很好，为人又非常机警。不能抓活的，打死也算你们立了大功，总而言之，你们决不能空手回来。”
   曾传六最后说：“你们要直接见到杨永生，希望不大，只有先投靠巳经加入‘黄云’的凉风垭王驼子匪棚，作为跳板，才有机会接近杨永生。你们这次装个土匪，就要像个土匪，不能露出破绽，土匪吃鸦片，你们也吃几口，土匪抢人，你们也跟着抢，土匪骂共产党，你们要骂得更厉害，首先要争取得到土匪头子的信任，到时里应外合，打掉杨永生。”
   按照首长的布署，当天下午，任俊卿单独一人去见了被关押的古泽宽。
   古泽宽过去和任俊卿同在川东游击军中担任小队长，后来在一次战斗中受伤回到小庙沱家中治疗，因姐夫方宗华在凉风垭王驼子匪棚中任军师，古泽宽在家治伤期间方宗华曾带王驼子前去看望过他，并给了他金钱和物质上大力帮助，为感恩图报，伤愈后古泽宽就加入了王驼子的匪棚。红军进入川北后，王驼子利用古泽宽当过川东游击军这层关系，派他打入小庙沱乡苏维埃，为自己通风报信，并由方宗华与他联系。
   见面后，任俊卿安慰他，要他老实向党交待，相信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
   在任俊卿的劝告下，古泽宽交待了手枪藏在小庙沱土地庙里的菩萨座位下，还给王驼子、方宗华二人写了一张便条，证明任俊卿与苏少云均是他发展的人员。
   随后，任俊卿把会见情况向曾传六作了汇报。
   曾说：“这枪由你俩去取，作为护身武器，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先打死王驼子，抓个本钱。
   按照首长的周密安排，次日凌晨，任俊卿和苏少云悄悄到曾传六的寝室里藏起来。
   上午9时，曾传六宣布任俊卿与苏少云叛变逃跑了，并通知县城、小昌、龙溪等地戒严搜捕。
   宣布之后，有的同志气愤地把他俩的被盖、衣物撕得稀烂，有的高喊要活捉任俊卿与苏少云。
   这些，任俊卿和苏少云在曾传六的寝室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两天时间，红军和各地苏维埃兴师动众，大肆搜捕叛变投敌的任俊卿和苏少云，故意把任、苏二人逃跑的消息传遍了全县各地。
   8月2日半夜，曾传六叫醒任俊卿和苏少云，带着他俩来到由红军把守的南城门，才与二人告别。
   曾传六逐一和他俩握手，送给他俩的最后一句话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莫忘你是革命人”。
   任、苏二人离开通江县城，向着小庙沱方向进发，日行120华里，于当天傍晚赶到小庙沱土地庙，取出了古泽宽藏匿的手枪和80多发子弹。并在小庙沱打听到王驼子带着匪众前一日袭击了覃家乡苏维埃，杀了30多人，刚刚回到凉风垭口老巢。
   3日中午，两人径往凉风垭口，在山脚下被土匪岗哨拦住，任俊卿说我们是从红军大牢里逃出来的，特意前来投靠王大爷的队伍，请先带我们去见方军师。
   见岗哨要搜身，任俊卿主动把手枪和子弹交出来。到了山寨，岗哨去叫来了方宗华，两人便将情况向他述说一番，并拿出古泽宽给他的信。
方宗华见是古泽宽的亲笔信，并未起疑，马上带他俩去叫王驼子。
王驼子满脸杀气地问他们：“你们为啥也来干这一行？”
   任俊卿说：“大哥古泽宽被押，怀疑我们与他有牵连，也要把我们押起来，我们知道了风声，就带枪跑了。这几天，连天日也不敢见。”
   王驼子又说：“你们莫非是共产党派来的探子？不说实话，就休想活着回去！”
   方宗华连忙说：“王大哥，他们逃跑是真，前几天小庙沱、覃家乡场上戒严，挨户搜查，说是抓两个叛变分子。我妹弟也确实是被共产党关起来了。”
   任俊卿也急忙说：“过去我在老家峰城乡那边当过田颂尧的团总，共产党来了，我就等于被埋了半截，哪里还有我的路走？所以古大哥一动员我投奔王大爷，我就答应了。若不相信，可朝天发誓，我如说了半句假话，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死无葬身之地！”
   王驼子听他如此一说，态度遂缓和下来，说：“不入佛门，不受佛戒，若有三心二意，莫怪哥子我无情，按江湖规矩，哪里见哪里发财，黑铲（暗杀）处之。”
   言毕叫一个大汉左手提鸡，右手执刀，另一人提一壶酒，拿四个杯，并把任俊卿和苏少云带到坝子中间跪下。王驼子一刀把鸡头剁下，将鸡血滴入杯中，大家一起喝了，对天盟誓。
   “仪式”完成后，王驼子和方宗华便将二人带进一间屋内，让喽罗拿出一支步枪交给苏少云使用，把任俊卿交给他们的手枪也还给了任，于是，他二人便正式地加入了匪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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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击毙杨仙长

   第二天傍晚，王驼子亲自带领一队土匪避开大路，专绕小道翻埂子、过山梁，夜行20多华里，到了巴中境内的小石板一户人家。
   任俊卿与苏少云也参加了。在路上，王驼子让他俩走在最前面，并不准他们向后看。
   起初，任俊卿以为王驼子要黑铲他俩，内心虽然惊恐，但表面上仍装得若无其事，以免引起怀疑。
   到了那户人家后（后来才知是当地的农协主席），王驼子吩咐两名喽罗“堵水”（放哨），任俊卿与苏少云“加楔子”（砸门）。两人刚砸了几下门，便听到屋里传出了吼骂声，并有一支土火枪开了火。门砸开，大家一拥而入，钻进各间屋中，先朝有响动的地方放了一通枪，然后点亮油灯检查，看见一个壮年男子倒在血泊之中，巳经断气，桌子旁边还躺着一个正在抽搐的妇女，随后从里屋搜出一个老太婆和两个小娃娃，全部推到坝子上，用刀砍死。而且，王驼子还叫任俊卿与苏少云动了手。
   由于任、苏二人在这次行动中“表现尚佳”，王驼子对他俩的疑心消除了，并让他俩参与坐地分肥，享受与其他土匪同等的待遇。
   而这一时期，红30军分兵数路，将铁门关，白椿坪、高滩子等地的神兵、土匪逐一歼灭击溃，前锋巳距老鹞岭不远。
   20多天后，长池乡袁正明股匪中的两个头目，原国民党长池乡乡长罗柏林与乡队副陈元登带着10几个喽罗前来投奔王驼子，说袁正明巳被红军打死，袁部巳经瓦解，红军剿匪部队马上就要前来攻打凉风垭口了。
   王驼子听后胆颤心惊，与方宗华商议后决定，九月一日率部投向清平寨。
   任俊卿苏少云一听，暗暗高兴。
   9月3日傍晚，巳经全部穿上黄褂，打着黄色三角旗的王驼子股匪324人到达老鹞岭。
   如此危难关头，居然有部下冒死率兵前来“勤王”，杨永生喜出望外，立即大开寨门，将王驼子、方宗华等五位头目请进寨中，其余人员，则被带到寨墙外的一排棚子里住下。
   中午，杨永生又吩咐神兵杀猪宰羊，为王驼子部接风洗尘。杨永生与沈开举还亲临王部驻地训话打气。
   是夜，老鹞岭上，月明风清。
   任俊卿与苏少云出了棚子，缓步来到峰顶上。
   山岩边，道道工事里神兵一片片一团团地露天而卧，黄旗在夜风中猎猎作响。山脚下，苍山若海，小河如带。鸡不鸣，狗不吠，天地宁静空朦。而在远处，一串串火光在夜色中闪烁跳动。那是杨永生的神兵正在大搞坚壁清野，烧毁己被裹胁上山的那些老百姓的空房空屋。
   自己的队伍肯定巳经在不出数里远近的地方，可是，他们却没法与之联系。好在他们巳经来到了杨永生身边，两人悄悄商定，待到红军攻山之际，趁乱将杨永生打掉，群龙无首，神兵必然大乱……当然，能多打掉几个匪首，那就更好。
   9月5日， 朝阳如血，霞光倾泻在万仞群峰，碧绿田坝之上。红军先以各种火炮向老鹞岭上实施了猛烈的轰击，炸得神兵们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后面的清平寨也不断挨炮，四处墙塌屋倒，狗奔鸡飞。
   老鹞岭上的工事里，死尸累累，硝烟弥漫。
   清平寨神兵的教师爷（负责军事操练的教官）与残存的神兵持械伏于工事中，紧张地注视着从突然沉寂下来的红军阵地上大步走出的一名红军军官。
   万籁俱寂，在无数黑洞洞的枪口逼视下，红军军官的双脚踩踏着尸体、血迹坚定无畏地前进。
   军官在半岩处站住了，威风凛凛地仰首叫道：               
   “杨永生，出来说话。”
   教师爷虎地站了起来，怒目狂喝：“仙长没空见你，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军官喊道：“我奉余天云军长之命勒令你部马上投降，否则寨破之时，玉石俱焚，你就后悔不及了。”
   教师爷回道：“要我神兵投降，瞎了你娘的狗眼！回去告诉你那狗屁长官，从速退兵，我们和红军从此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
   军官道：“立即无条件投降，听候我军处置，这是最后通牒！”
   “去你妈的！”话音刚落，王驼子手一抬，红军军官应声倒地。
   战火重起，军号声、呐喊声、枪炮声震天动地。红军官兵潮水般向山顶上冲去……
   听到嘹亮的冲锋号声响起，看到寨子里的神兵一窝蜂拥出寨门，任俊卿向苏少云丢了个眼色，两人混入到寨子里搬运弹药的神兵群中，进了寨门，直奔插着黄色帅旗的杨永生所住大院而去。
   此时，大院里也是一片混乱，女人叫，娃儿哭。
   身着同样黄褂的任、苏二人进得内院，并未让人起疑。任俊卿谎称有重要军情向仙长禀报，探清杨的住屋，遂径直前去，到得门前，看到杨永生与沈开举正在用菜油擦枪，手枪拆散摆在桌上。
   “不准动！背靠墙角角站好！”
   任俊卿大喝一声，一长一短两支枪，对准了杨永生与沈开举。
   沈开举认出他俩是王驼子带来的人，还以为是王驼子起了歹心，想除掉杨永生，乱中夺权，坐上这清平寨的头把交椅，遂强作镇定地说道：“你们要干啥子？仙长善待你们，你们居然敢对仙长下手，菩萨会显报应的。”
   任俊卿喝道：“去你妈的，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杨永生一听，飞身蹿出敞开的窗口，狂奔而去。两支枪同时响了，只见杨永生突地顿住，然后软软地倒在了后院的荷花池边。
   沈开举吓得魂飞魄散，双膝触地哀告道：“红军饶命，我投降，我投降！”
   任俊卿一把将他揪起，喝令道：“马上把院子里的人集中起来，听我训话。要敢乱来，我首先让你脑壳开花！”
   二人将沈开举反捆了，将院内神兵集中到院坝上开大会。
   任俊卿大声吼道：“我巳经把你们的杨仙长打死了，连他那样佛法高深的活神仙都打得死，你们还相信自己能够刀枪不入么？”
   神兵们闻此言，又见沈开举被擒，都表示：“我们拥护你们王大爷来坐镇清平寨！”
   任俊卿向他们宣布：“你们错了，我们不是王驼子的土匪，是红军派来的。你们多数都是干人，是被杨永生骗来和逼来的，你们要懂得，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穷苦老百姓，你们只要放下武器，跟共产党走，共产党不但不会追究你们，还要帮助你们返回家乡，安居乐业！”
   神兵们一听，当场放下了武器。
   这件事，当时登在了红4方面军政治部办的《战士报》上，任俊卿与苏少云顿时成为了苏区军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英雄。报上同时还登了，任俊卿与苏少云各立一等功一次，发给奖状并奖给每人黄谷1000斤。

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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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血泊中的红五星

   川北根据地就算是换成李国焘，王国焘，同样会搞大肃反，因为，“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国所有红色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在洪口关帝庙的后院里，我亲眼目睹邝继勋被吊死……张国焘巧设鸿门宴，将红33军指挥员一网打尽……不久前深入虎穴击毙杨仙长的大英雄任俊卿也被杀害。

　　       1、严峻的敌情

   红军连战连捷，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但是，正当红军羽翼丰满之际，张国焘又在川北开展了一场较之鄂豫皖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解放后的许多党史文章，千篇一律地把张国焘搞的川北大肃反全盘否定掉了。认为这场大肃反肃掉的的全都是好人，纯粹是张国焘借肃反为名，翦除异己，而且肃反和张国焘的个人品质有直接的关系。
   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值得商椎的，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不妥当的。
   我作为川北大肃反的一个亲历者，再加上半个世纪的时光巳经使历史多少显露出一些曾经被人为的掩饰掉的东西，所以有理由认为，中国红色根据地的大肃反与领袖人物的个人品质并无多少直接的关系，这股滥捕滥杀之风的源头远得很，它在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身上。
   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事实就可以使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张国焘并没有在瑞金，可是，中央苏区同样搞了大肃反，湘鄂西没有张国焘，可他们在大肃反中杀掉的红军官兵绝对不比川北根据地少，连贺龙这样的人物，不是差一点也被夏曦肃掉了么？所以，结论只能是，川北根据地就算是换成李国焘，王国焘，同样会搞大肃反，因为，“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国所有红色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
   在那样一个时代，指导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甚至包括军事路线，都并不是由中国人制定的，它的制定者是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一个“支部”而巳。而共产国际惟谁的马首是瞻？那就是斯大林。那时候的斯大林，正在苏联大搞肃反，杀得党内军内苏维埃内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上行下效，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各国共产党，无一遗漏地都搞起了大肃反运动。
   另一方面，在当时阶级斗争激烈到你死我活的情况下，张国焘他要不搞肃反，很可能他的脑壳也得搬家。
   那时候严峻的现实是，在川陕苏区各级地方政权和根据地区域内的确有一些公开的或秘密的反革命分子在猖狂地活动，反动豪绅组织的“盖天党”、“白扇会”，更是利用封建迷信，公然进行反革命武装活动。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这些活动在我们根据地区域内的敌人有多么猖狂。
   赤北县解放不久，县苏维埃的干部们正在城中心的土台子上举行宣传活动，动员老百姓踊跃参加疏通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帮助红军畅通后勤运输。突然间枪声大作，混在老百姓中间的“盖天党”分子掏出枪来，向着台上的县苏干部猛烈射击。与此同时，另一彪人马冲进了保卫局赤北县监狱，与犯人里应外合，将县保卫局长与13名守卫斩尽杀绝，救出了被关牢里的犯人。
   1933年8月，暗藏在红29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与外敌勾结，发动了震惊苏区的“马儿崖事变”，将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等将领几乎斩尽杀绝后率部投敌。
   在此次事变中，只有副军长刘瑞龙一人生还。
   还有我前面提到的德汉城我军后勤军火基地被杨永生的神兵彻底破坏的重大事件。
   面对如此猖獗的反革命活动，我认为采取严厉的手段予以镇压是完全应当的，也是必需的。
   问题并不在于张国焘该不该大搞肃反，而在于这次肃反仍和以前一样搞得来漫无边际，不少对党忠心耿耿的革命者，仅因被无端猜疑，就被推上了断头台。
   更为荒唐的是，有的保卫干部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巴、皮肤是黑是白，来判断好人坏人，吓得读过书的人装着不识字，皮肤白的拿泥巴往脸上抹，连上衣口袋别钢笔的人，也都不幸成了肃反对像。
   而且，张国焘本人刚愎自用，完全容不得半点不同的意见，凡在重大问题上稍与他相逆，便被视为异己，而大肃反便成了他翦除“异己”的良机。像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就是他的眼中钉，因为他们都曾公开反对过张国焘。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小河口，张国焘强咽下了一口气。可是，红军进入川北站稳脚跟后不久，他便开始对反对派下手了。曾中生、余笃三被投进了监狱，邝继勋入川不久即被夺去兵权，去刚成立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当主任，很快又被调往赤江县任空头的指挥长。上任不久，又派保卫局的一队士兵赶到赤江，以“通敌罪”将这位红4方面军的创建人之一的英勇战将逮捕，五花大绑押送到通江洪口乡关帝庙关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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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睹邝继勋蒙难

   而所谓的邝继勋“通敌”的内幕，我是清楚的。
   就在我作为张主席的信使到鹰哥咀面见敌军前敌指挥罗泽洲之后不久，张主席也亲临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视察。在邝继勋送张主席出了大门，准备上马时，张主席好像突然想起似地对邝继勋说：“看来我给田颂尧写的信不起作用，你过去在川军中当过旅长，军营中袍泽故交很多，你是不是也给他们写封信？即使不能动员他们倒戈，能争取他们保持中立也是好的。”
   邝继勋是在川军中起家的，故川军中朋友部属甚多。
   邝继勋想了想说：“谢德堪过去在成都时与我拜过把子，罗泽洲我帮过他的大忙。这次他两个也带兵来了，我可以给他们写封信试试。”
   可是，这样两封写给罗泽洲和川军旅长谢德堪的信件，却莫名其妙地落到了张国焘的手上，成了邝继勋通敌的“铁证”。
   邝继勋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个贵州人，起家在四川，死，也会死在四川。
   邝继勋的老汉是个走乡窜寨摆地摊卖药的“打打匠”（会点武功，但主要卖跌打损伤膏药），常年奔波在外，最恨的就是各地的恶霸，辛辛苦苦找点钱，大都被这帮家伙盘剥去了。为了不让儿子将来也像他一样受人欺侮，老汉发狠心自小就逼着儿子习文练武，每日苦读诗书，舞枪弄棍，吃不了苦，就用棍子打着练。俗话说“黄荆棍儿出好人”，邝继勋长大成人后，果真成为一个文武双全有勇有谋的男子汉大丈夫。
   1922年，刚满17岁的邝继勋投身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部当兵。正月初七，赖心辉率部攻打什邡县城。盘踞该城的川西巨匪张申庭躲进北门真武宫巷子一厕所内，持双枪作困兽斗。因巷道狭窄，追击士兵死伤多名，于是追击部队在巷道口架起机枪，对准厕所猛烈射击，厕所内传出张的疯狂叫嚷：“老子早赚够了!还有哪个不要命的，靠拢来呀!……”声音未停，突然有一手持马刀的士兵沿屋檐猿伏猱行，接近目标后飞身而下，一刀将他劈倒。张申庭被杀的消息一经传开，什邡县城万人空巷前来围观。张的头颅被悬挂在北门城楼上示众三天。
   这个勇敢机智，刀辟巨匪的，就是穿上军装还不到一个月的邝继勋。
赖心辉授给邝继勋奖金1000大洋，为其披红挂彩，还下令：“邝继勋直接擢升排长!”
   邝继勋深知，对他这种没有后台的兵大棒来说，要想提升得快就得拿命去换。当上排长的邝继勋在每次在战斗中冲杀在前，没打几仗又因战功卓著被提升为连长。
   第二年夏天随师部驻内江，在这里他又率部歼灭了罗焕文、罗少文两股土匪。内江城里人一天之内就给军部送来几十面锦旗。赖心辉大喜过望，当即邀请地方官员和各界名流，举行盛大的庆功宴，当众重奖邝继勋大洋2000块，并宣布：“邝继勋擢升营长!”
   1926年，邝继勋任江防军第7混成旅主力团第2团团长。该旅旅长系江津人刘丹五，是个国民党左派，对邝在部队进行的革命活动比较支持。邝将留学苏联归国的共产党员秦青川请来担任该旅的政治部主任，从此邝接受了更多的共产主义思想。这年岁末，由秦青川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秋，四川各军阀之间爆发“下川东之战”。在与刘湘的这场混战中，“四川同盟军”一方的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州等各路军阀全都战败。只有江防军中邝继勋指挥的第7混成旅，在前往广安支援罗泽州时，一举从刘的悍将范哈儿(绍增)手里夺回罗的防地代市场。连吃败仗的罗泽州，高兴得紧紧握住邝继勋的手，连呼“救命王!”
   1929年6月29日(农历五月十一日)，邝继勋在蓬溪县牛角沟(今属大石乡)宣布起义。邝任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
   不久，起义失败后的邝继勋奉临时中央的命令来到了上海。他一来，上海滩上顿时血雨纷飞，命案不断。
   同年11月11日，原临时中央军委秘书，此时已成叛徒的白鑫，得意洋洋地怀揣蒋介石的奖金，准备远飞意大利逍遥。当他和五六个护送的特务刚从霞飞路一道大门里出来时，突然从对面一家咖啡店内冲出三个持短枪的精壮汉子。为首一人手持双枪，左手一抬，“哒”一个点发打得白鑫脑袋开花，应声倒下，右手一抬，“哒哒哒”一个连射，两三个特务或死或伤。接着双方凭借街树、房柱展开了对射，子弹惊心动魄地呼啸。街上人群纷纷逃离，地面上到处是人们丢弃的帽子、鞋子、提包……
   这位当街击杀叛徒白鑫的好汉，就是刚到上海的邝继勋。
   这年夏天，叛徒、特务和青帮相互勾结，对在上海的我党中央形成严重的威胁。 为了党中央的安全和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中央军委成立了“特工科”(又称“红队”，“打狗队”)，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邝继勋奉调来上海。他胆大心细，勇敢机智，使双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外表又像是上流社会的人，便于隐蔽，所以一到上海就成为了红队的骨干。
   共产党的大叛徒于光天化日之下暴死街头，吓得许多与共产党有过节的角色胆颤心惊，连上海青帮的“老头子”黄金荣也睡不着觉了，他知道在“4•12”事件中，为了帮当年的门徒小蒋总司令的忙，他派出大批手下去砸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指挥部，还杀了不少共产党人。他马上派手下打听详细情况。
   当天晚上，黄金荣就得到报告，说那个当街耍双枪的壮汉叫做邝继勋，刚到上海不久，过去在四川当过混成旅旅长。黄金荣一听，不禁心中发怵：共产党能把混成旅旅长调来当杀手，这次是真地要演大戏了，自己很可能就是姓邝的下一个靶子!好汉也不能吃这眼前亏啊!从这天起，他就深居简出，连场面上的应酬，能推的也尽量推掉。
   过了些日子，黄金荣觉得风头过去了，一天晚上就带着几个保镖去日新浴室洗澡，待他洗完从池子里爬起来，披着浴衣浑身轻松地走进自己的雅间，一拍巴掌，马上进来两个花枝招展的日本艺伎。就在这时，突然听到“叭”一声枪响，接着“叭叭”又是两声枪响，室内一片漆黑，一阵混乱之后，有人打着手电一看，黄金荣右手按着左肩，血从指缝中渗涌出来，墙上两盏壁灯破碎，两个日本艺伎吓瘫在地上，嘤嘤哭泣。
   杜月笙、张啸林闻知“老头子”大难不死，登门看望时，黄金荣心有余悸地对他们说道：“我看清了的，这个耍双枪的一定是邝继勋，但他第一枪就打中了我，第二枪、第三枪打壁灯，这说明人家是给我们点脸色。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月笙，快些以我的名义给周恩来写封信，告诉他，从今后，我黄金荣和共产党井水不犯河水。”

   后来，邝继勋被被中央派到鄂豫皖地区工作，在此期间，他率领红6军和贺龙领导的红4军在湖北公安会师，于1930年7月4日组成了红2军团。红15军和红1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后，邝继勋任军长，他和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等率领该军打大仗、打恶仗，使豫皖苏地区南面恢复到黄安、麻城；北面发展到光山、罗山城郊；东面恢复到英山、霍山。根据地人口达到200余万，红军也壮大到了15000余人。可是，自从张国焘来到鄂豫皖后，他的厄运便接踵而至……他申诉，抗议，一切无济于事。
   依然是黄超监斩，依然是我们警卫排的人跟随。我们吃过晚饭后从通江骑马出发，赶到洪口乡巳经是九点来钟，天巳经黑透了。
   作为政治保卫局关押重要犯人的监狱关帝庙，孤零零地立在场头。
   监狱的负责人简单地汇报了解决邝继勋的手段，便带领我们和早巳准备好待命的执行队员，来到了东厢房。
   在昏黄的马灯下，我一眼便看见了在木栅栏里关着的邝继勋。他没戴军帽，头发又长又乱，像一蓬荒草，一件破旧的没有领章的深蓝色军团装，空空荡荡地笼在他那瘦削不高的身子上。
   邝继勋一眼看到黄超深夜里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红军来到牢房里，便明白大限巳到。他身子震了一下，赶紧站起来，向墙边的一张破桌子前走去。
   执行队长打开牢门，大声喝道：“邝继勋，张主席叫你去一下。”
邝继勋回过头来，满面怒气地说：“同志们，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看在我过去为革命出生入死的份上，请给我一点时间，我留下几个字再走。”
   执行队长不耐烦了，催促道：“不要罗嗦，出来！”
   站在木门外的黄超开口了：“等一下，他要写什么，让他写。”
   邝继勋得到许可后，在破桌前坐下来，铺开一张给他写交待的纸，拿起毛笔，想了想，挥笔写道：
   “中生、琴秋同志，我先走一步了。请你们多加保重，如活到胜利，请向党中央报告，邝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
   写到这里，他把笔在墨碗里蘸了蘸，似有很多话要写，可是，他没有写下去，愣了片刻，他毅然将笔一丢，起身说道：“走吧。”
   几个执行队员一拥而上，把邝继勋的双手反捆上，推到了关帝庙后面的院子里。
   这里栽有许多高大的树木。处决进行得干净利落，两个执行队员上前，用绳子套住邝继勋的脖子，将绳头抛过树桠，另外的执行队员抓住绳子使劲一拉，邝继勋——这位红军的一代名将就被高高地吊起在空中。他的身子挣扎着、抽搐着，一只鞋子掉在了地上。不一会儿，便一动不动了……
   黄超没有把邝继勋留下的纸条带回去，当邝继勋被带出去时，我进屋去把他留下的遗书拿出来，交给了黄超。黄超看了看没有任何表情，马上将其撕碎，扔进了墙角的尿桶里。
   我当时并不知道，以“右派集团头子”、“托陈取消派”等罪名被张国焘下令抓起来关在保卫局监狱（今通江中学）中的曾中生、余笃三此时也被转押到了这里。
   而余笃三只比邝继勋多活了5天。
   大约一年后，我奉张国焘的命令，到那座庙里去找负责人取曾中生写的书稿。书稿是用毛笔写在“金壳纸”（一种土制的草纸）上的厚厚的一摞，题目是《与‘剿赤军’作战要诀》。
   不久，这部书稿就印刷成册，发给全军排以上的干部学习。书的第一页上有张国焘写的一段话：
“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手一册，再三探讨之，并提出书中需要讨论之点来讨论。”
   不久，曾中生又写出了另一本《游击战争要诀》。张国焘依然如法炮制。正因为曾中生有利用价值，所以直到1935年9月在卓克基时，张国焘才下令将他处死。

老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