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回忆录(初稿)
回忆者言
因为有了网络,于是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是与非,就成了网民公开讨论的话题。然而这些关心时事和历史的朋友绝大多数是70、80年以后出生的人,于是纷说不一争论频频。“所谓“困难时期”究竟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有七千万人说,有四千万人说,据网上比较正统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为2158万。毛泽东说这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历史的是与非历史终会作出评价,我仅本着一个身历其境的幸运者,也可以说是见证者,如实地把那段生活情形记述下来。我向在那场灾难中的死者和今天的生者发誓:我对我所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
一, 沸腾的一九五八
我是1943年生人,1956年随母亲下放到四川省南部的泸州市沙湾乡农村。沙湾乡地处市郊,就农业生产、生活综合条件而言,应该属中等以上。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具体时间是从1959年的国庆节以后开始,到1962年麦收之后结束。为什么要从1958年说起呢?因为从这一年的10月1日到1959年的10月1日,恐怕是有史以来中国大陆农民最激动、最轻松、最幸福的一年。同时,这一年也是给以后的苦难日子种下祸根的开始。1958年的国庆节,沙湾乡改成了沙湾人民公社。为了庆祝人民公社的成立,全乡农民放假3天,召开庆祝大会,演出文艺节目另外还请川剧团来唱戏。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爆竹声中进入了共产主义,进入了人民公社的幸福天堂。那种兴奋热烈,那种高兴欢喜,和现代人比起来就像是中了500万元大奖,不但自己一生享受,子孙亦得延福,高兴激动势在必然。
现在许多农村青年跟本算不上是农民,不但不会犁耙铲搭抛粮下种,甚至一般农活都干不好。另外思想行为也大大改变,想的是咋能挖个金元宝一夜暴富,什么任劳任怨,什么勤劳俭节,今朝有酒今朝醉。而过去农民穷了几千年,早就穷习惯了。没有好的吃没有好的穿,一旦有一点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总想给子孙积攒起来排用场。不想一夜之间成立了人民公社,月月领工资*,顿顿吃食堂,大米饭白面馒头,红烧肉回锅肉,6菜一汤撑死不要钱,叫你舍不得吃也不得不吃。于是不吃白不吃还不能少吃,于是大家比着吃吃得满口流油嗝声连连。但是就这也吃不完啊,于是我等半大孩子就把馒头红苕当成手榴弹来开仗,直砸得社员食堂的屋顶上墙上白的是馍馍黄的是熟红苕,饿过饭的老年人自然不待见,骂我们是砍脑壳的短命鬼。
在那“天堂”般的日子里,老年人是见不得浪费粮食,想必谁也知不道真有报应。问题是社员食堂一下子那来那么多吃的呢?
第一,1958年(高、初级社)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丰收年,为了赶种小麦许多红苕都顾不上挖,用犁头一犁碗大拳头大的捡几个算几个,烂在地里的红苕比收回来的还多,不愁没粮食。
第二,体现社员食堂的优越性,任着浪费、任着不当日子过也要让大家吃好吃个满意舒心。
第三,大刮“共产风”。成立人民公社就等于进入了共产主义。收回社员的自留地,不再分粮食给个人,社员养的猪羊家畜统统交公共产(我家有头百十斤的猪被收去,后来反“共产风”退赔了20元钱)。当然生产队也大养生猪,所以一时间才会有这么多好吃的。
开始一个生产队一个社员食堂,大人小孩8人一桌。我们新瓦房队只有一百人多一点,食堂就设在新瓦房屋基。新瓦房是从前黄姓地主的宅子,三合院正屋打通做饭厅,一开饭实几桌人嗡嗡叫。我家和周大娘家合坐一桌,那时我和弟弟十几岁正是吃长饭的时候,不管米饭馒头大肉小炒,五抢六拖吃得稳(眼睛看得稳)、准(筷子夹得准)、狠(心肠来得恨),唰唰唰几搞撬就把菜盘里的精华一扫而光。这也不完全是我们弟兄贪吃抢吃,就是文明慢请,周家的儿子才几岁也吃不下几块肉。于是周大娘就觉得吃亏了,骂周三周四道:“没有你狗日的们要吃,有了又不吃!”把肉拈给儿子劝说:“再吃点,这不吃那不吃就等着吃亏!”有时候还硬朝儿子嘴里塞,塞得两个小家伙哇哇大哭。人幸福狗当然也幸福,我有条黑花狗,天天跟着吃食堂,月把下来长得油光水滑,肥得像头小猪见生人都懒得吠叫了。记得少年时学历史有首赞颂李闯王的儿歌,说是“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然而李闯王真要坐稳了江山“不纳粮“恐怕是假的,不过公社食堂海吃海喝大肆浪费,倒真有些“吃他娘喝他娘,吃完喝光去他娘的”味道。
二, 祸 根
国庆节成立人民公社,正是秋收秋种的季节。大兵团作战,田间地头红旗招展喇叭高亢。横幅上写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块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亩产双千斤,年底上北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广播里唱的是“十五年超英赶美”,“群众是英雄,一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胜天堂”。建制也改了称谓,公社是营,管理区(大队)是连,生产队是排,小组是班。像军队一样把社员集中起来劳动和吃睡,屙屎尿尿以外不准个人行动,特别有事得请假批准才准回家。
学校放假帮助秋种,赶上公社招开放卫星“擂台会”。开始不懂擂台怎么打出高产,原来书记宣布擂台赛开始,“嗵嗵嗵”三声鼓响,红旗闪处一个生产队的干部跳上擂台,高声叫道:“XXX生产队放卫星,保证小麦亩产500斤!”
现代的农民可能会笑,一亩500斤算个屁!如今乱种都是八百上千斤的产量。可是那年月没有化肥,种子也赶不上现在的,年成好时一亩田地能打上500斤稻300斤麦就不错了。话说回来,现在的人笑笑得有道理,然而当年的人也笑,笑先跳上擂台的干部胆小保守,笑他不跃进,500斤还敢来打擂台放卫星!于是三通鼓罢又跳上来一个,哇哇哇说保证亩产800斤。领导还是不满意,一再二二再三如法炮制,呐喊声中最后卫星放到亩产二千斤以上才算过关。但是打擂台归打擂台,会开了得向社员群众贯彻的,老实的生产队干部回去面对大家开不了口,土生土长谁不懂庄稼,一亩地打2000斤小麦?不日你祖宗八辈才怪!我们队的队长叫易国华,老农民,思想不开窍,公社大队就来组织开他的斗争会,说他思想保守右倾,批判他他还倔强不服,就把党籍开除掉,叫他戴罪立功。
水稻之父袁隆平,人家研究高产水稻是化费了几十年时间才成功了的。而1958年大跃进既没有高产良种,更没有高产密植的样板和经验,说“双龙出海显神通”,就搞双龙出海。什么是“双龙出海”呢,后来我在北方才看见,简单讲就是条播。麦种播在6、7寸寛两条浅沟里,间隔几寸如此类推。但是我在淮北一带看那里的土地,和四川(泸州)的土地性质不一样,那边是存不住水的沙地,而泸州一带的土地是和和踩踩就能成水田的粘土地。人家的小麦种下去不用中耕(四川叫薅HAO),开春后拔拔草就行了。这里却完全不行,小麦出苗后至少要薅两次,不然因为土粘结板,根须就长不出来麦苗不发蔸。不因地制宜,不经过实践,瞎指挥其一也。
再是深耕,大跃进的所谓深耕是挖地三尺,把地底下的老黄泥翻上来种庄稼。是农民都知道,土地表层的泥土是肥土(熟土),下面的是生土(冷土)。生土不但结板冷硬,而且没有有机物,就是放火烧荒开的新地,也得种三年庄稼以后才能变熟土,别说立时种植在生土上了。
其三,我把它叫做“正比逻辑”。这种想当然的逻辑是把种子和产量以正比来计算,认为种子下得越多产量就越高。比如常规种法一亩地下30斤种子能产300小麦,为了达到高产就下210斤种,7乘于3,这样一亩地就可产出2千多斤小麦了。于是播种时一眼望去那像是在种麦,金黄黄一地不知道的会以为是在晒麦呢!
“双龙出海”使小麦不能中耕;密植过分苗间不通风;种子超量麦苗长不起来。别说多种瞎指挥,只需其一就足以使粮食减产和绝收的了。果然到第二年割麦的时候,小麦长得像瓤草,尺把几寸高,麦穗还没有婴儿的小鸡鸡长,有几颗麦粒还是瘪的,大多数跟本就没有颗粒!59年种的水稻也一样,男女老少拉着绳线插秧,干部监督着宁栽密不能栽稀了,谁敢抵触说涮话(讽刺)立马站田坎上受批判。
在愚蠢荒唐的瞎指挥下,1958年秋种和59年的春种,造成小麦水稻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尽管如此,宣传工作却没有落下,为了拍记录片,叫几百个社员把边角田地里随便种的小麦水稻拔来,密密地挤放在一块田地里,把几十窝红苕弄来绑在一起算一窝,任新闻记者拿摄影机崛着屁股猛拍。于是老百姓无不骂娘,于是就有先主席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却偏偏相信胡说八道,当时有新闻报道,说徐水县书记张某向来视察的毛主席汇报,说他们的粮食年产达12亿斤,小麦平均亩产2000斤,主席听了还大加赞许。写到此处不能不感叹一下,看书上毛泽东也是农人出身,那时候他老人家不昏不愦,咋就相信了这种违背客观常识、瞒心昧己不挨边的假话呢?他难道不明白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小麦水稻根本就不可能亩产什么千斤万斤!
其实59年至62年那有什么大的天灾,起码泸州地区就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再说了,真有自然灾害受损失的只会是大块的好田好地?边角背地随便种的都长得好的很!退一步讲,一省有灾,其它省也同时有灾?全国各地同时都有灾?而且这个倒霉的“连裆裤”一穿就是整整三年!我亲眼看见那些瞒天过海自欺欺人的记者们,在沙湾公社的沙坪生产队拍水稻高产记录片,就是命令社员从上级不易觉察的旮旯田地里拔来码在一起弄虚做假的。公社也大搞高产展览,把附近的石坑屋基住家弄走,装饰一新摆上麦穗、南瓜、水果等各种农产品给上级参观。展览馆离我家只隔一条马路,不久竟发现展览馆一到下午就没人看管,有时甚至连大门都没锁。这下可好了我等半大孩子们,或溜或钻进去桂元橘子拿着就吃,间或有人就说是来参观。也不知道为什么展品少了只是补充却没人问津,于是整一个冬天展览馆就成了我和伙伴们的免费水果店,啥时想吃了就去,只到水果烂完了方才罢手。